落马贪官忏悔实录摘编(第一期)

来源: 集团纪委   发布时间: 2015年04月10日

  

  编者按: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警示教育力度,集团纪委摘编了几名北京市落马贪官的忏悔实录,在此提供给各单位,供教育党员干部遵纪守法,起到震慑常在,警钟长鸣的积极作用。

  案例:

  ——闫永喜,北京门头沟区原副区长。2012年10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纪平,北京市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2012年12月,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司伟,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2015年1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每走一个地方都得脱光了衣服,拿着内裤抖落抖落”

  王纪平:到监狱里头来,等于从人间到地狱一样,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过去只是想象,而且我确实从内心里有一种恐惧感。给我的命名是什么呀,地税第一贪。

  司伟:(同屋)有一个是诈骗,有一个是死缓,就是杀人死缓在这屋里,有两个是故意伤害,有一个是故意杀人。

  闫永喜:不是滋味啊,你想怎么能跟杀人犯关在一起呢,蹬着脚镣子,我在那一个号你知道不,15个人,12个人蹬着镣,哗哗的,那是什么感觉?

  王纪平:那一个屋子住17、18个人,床上只能睡8个,地下睡7、8个。

  司伟:本身自己就紧张,再加上这个环境陌生,因为他那些暴力犯罪,说话各方面和咱们说话不是太一样,满口脏字,骂骂咧咧的。

  闫永喜:踢正步,一二一,完了以后坐直了,警察不在,你想进这个屋都得喊,报告,是。

  王纪平:死刑以后就不一样了,只要宣判完了一出来,啪的一下两个人按着胳膊就下去了,我说干嘛呀?戴脚镣子。这脚镣子戴上以后,你一步都走不了,为什么?疼呀,挂得脚走不动。

  司伟:刚来的第三天,中午的时候它是个午休,休息的时候上厕所,我就按了下冲水的东西,不是声音大嘛,那屋里头板当时就把我破口大骂一顿,大家都在这儿,你是集体,随便冲,是你家里嘛?你随便冲,大家怎么休息啊!非常难受,当时就恨不得就(藏起来)。

  闫永喜:每走一个地方都得脱光了衣服,拿着内裤抖落抖落,鞋底下都得给你翻翻,这种现象,这种滋味你说什么滋味。

  “都躲着你很远,没有几个人来看我”

  闫永喜: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后来就觉得自己行,为什么他们说我霸道呢?就爱骂人,上去就骂,你装什么孙子,你不管你干什么吃的,人家刚跟我说两句横话,大烟灰缸上去就是一烟灰缸。

  司伟:觉得自己仗义,当领导,为了维人缘,部下也好,朋友也好的事都愿意帮忙。

  闫永喜:通过这次我这样了,我才感觉到,自己交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很多很多,太多了,本来想着能够来看看我的,没来。本来想人能够上家里去看看家里,不去了。因为在外面我都帮过他们,在外面特好好像,都躲着你很远,没有几个人来看我。

  司伟:有些时候觉得都是朋友、哥们或者怎么样,大家算往来也好怎么样,也没有想得那么严重。这种行为本身给钱我不收的话,觉得好像要划清界限似的感觉。所以犹犹豫豫,这样也都没有收得住手。

  王纪平:我说我跟一个老板吃饭,这个老板讲的很白,王先生别看我们这么客气,哈着你们,我们是商人,出了事,你们要出了事,我们不会保你们,实际内心里头,对你这干部有看法的。

  司伟: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当时觉得看别人的事,没有觉得是跟自己真正的联系上。就觉得世界这么大,那么多人,因为我在银行工作,看的这种事相对多,很多,别人张三李四都没事,就轮到我有事了?

  “每到清明的时候冲着西边磕俩头”

  王纪平:我爱人原来老哭,老掉眼泪,她也63岁了。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我爱人够承受的。再加上社会的舆论。

  闫永喜:(我)当爷爷了,想见她,能不想见吗?心里头这滋味特别难受,你说你想着挣俩钱或者做点贡献都是假的,你不能跟家里人共同生活最难受。

  王纪平:(我妈)半身不遂,轮椅离不开人,身体反正随时有生命危险,因为她已经心跳42次了。

  司伟:担心孩子,因为他今年高考。希望孩子能够(考好)。我爱人,我们俩人都是外地的,在北京都没有亲戚。出这个事以后,我也怕她一个人承受不住,顶不住这个家。也担心父亲听到我这个事以后,怕他出意外。

  闫永喜:我出事三个月,老岳父去世了,一年我爸爸去世了。本来是想着要在外头老爷子不至于死那么快,刚80多岁,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哭了,现在没有办法,就是每到清明的时候冲着西边磕俩头。

  理性读

  “客观、理性地看待贪官忏悔的”真心实意”

  相比于死不悔改、拒不认罪以及两面三刀的贪官,闫永喜、王纪平、司伟的忏悔还称得上是真心实意。尽管从中也能读出虚伪、做作、以及为求得减轻处罚所做的“良好认罪态度”,但还是要比空洞的廉政说教更具有警示效果。

  认真研读三人的忏悔书,可以清晰地找出他们是如何从一个清廉有为之人,一步一步走上职务犯罪道路的。王纪平坍塌的理想信念,司伟贪婪的“处心积虑”,闫永喜淡薄的法律意识,无一不是当下一些领导干部经常遭遇的”困境“。他们对于人生观、理想、信念的反思,对于“第一次”的幡然悔悟,对于“心里失衡”再度判断,对于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巨大痛苦,等等,深刻反映出贪官的心灵堕落过程,以及自身的“腐败记录”。

  辩证地看待贪官的忏悔,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贪官忏悔的“真心实意”。一是虽然忏悔已晚,但总比死不认账、死不悔改强,站出来充当反面教材,起码还有一点良知。二是只要是“人”就都具有人性的一面,痛定思痛后的觉悟或多或少在忏悔中有所显现。即便是贪官站出来忏悔是为了减轻罪责,求得宽大处理,我们也应理解。古人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言也哀。我们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待贪官的忏悔。三是大多数贪官在反思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缘由时,往往避重就轻,主观思想反思的少,客观因素反思的多。

  “侥幸心理伴随着贪官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

  王纪平、闫永喜、司伟等官员都曾在各自的岗位、各自的领域有所作为,都曾获得业界上下的认可。但是,在一定的位置做出成绩,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手中的权力。警醒为官者,玩火者必自焚。

  贪官100%都具有侥幸心理。所有的贪官在被查出后,都承认自己有侥幸心理。相信自己的贪腐手段高明,不会被发现;相信送礼人的“承诺”,不会被说出去;相信朋友真挚的“友谊”,不会被出卖;相信情人的“山盟海誓”,不会被揭发;相信身边有人“罩着”,不会被查处。可以说,侥幸心理伴随着贪官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伴随着贪官的每时每刻。

  王纪平、闫永喜、司伟等落马官员的忏悔中一个关键词也是“侥幸”。这警醒为官者要加强自身修为,增强免疫力。位高权重的忏悔者在被查处前,哪个不清楚党纪国法,哪个没接受过反腐倡廉教育,哪个没有对大量的被绳之以法的高官贪腐案例耳熟能详?可为什么还会走上犯罪道路?贪官对自身腐化堕落的原因最清楚,问题的根源和症结查找的最准。

  “与其与腐败做斗争,不如与产生腐败的原因斗争”

  解析贪官的忏悔时,往往将信念夸大成贪腐的决定性因素,而忽略忏悔书中暴露出的廉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贪官悔过书可谓是贪官追悔莫及的痛悔,也是对为官者的劝诫,但是如果把贪官悔过书作为反腐的一剂良药,起到立竿见影的反腐功效,恐怕是言过其实。在膨胀的欲望面前,人的自律会显得力不从心,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清正廉洁的典范。但在强调自律的同时,还需要他律,用法律法规来约束,用监督制度来制约。如果说世上有反腐良药的话,那一定不是贪官悔过书,而是人民群众雪亮的眼晴,将权力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与其与腐败做斗争,不如与产生腐败的原因做斗争。

  辩证看

  “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央视日前播出的中纪委专题片《正风肃纪》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的亲笔悔过书首次曝光。

  事实上,动辄万言的悔过书几乎成为近年来落马官员的“标配”。作为长期从事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工作的专家和研究职务犯罪防控机制的学者,徐苏林深入剖析了形形色色的忏悔背后暗藏的深意。

  “一些官员的忏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

  记者: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加大,落马官员人数陡增,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官员东窗事发后都会进行忏悔,正如您在《远离贪腐——2000年以来落马官员忏悔录的警示》一书中所言,“贪官一族似乎成了当今中国最具‘忏悔意识’的一个群体”。然而,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叫“贪官一忏悔,群众就发笑”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学者徐苏林: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个人是希望能够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给予肯定,但不得不说,一些官员的忏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

  其中一种可以概括为“出身论”。出身苦是时下一些领导干部犯罪后必然要插在自己头上的一根颇为好看和醒目的标签。苏顺虎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就曾哭诉自己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兄弟8个有6个夭折,父母常年患病,学习用具都是靠自己捡破烂儿换来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是“功劳论”。说这些贪官没干事,没有做过好事,可能有点冤枉。从干部选拔的机制上说,一个毫无政绩的干部是不可能获取更大的权力的。何况为了职位的升迁,不少贪官是很会在政绩上做文章的。张曙光在悔过中就不忘陈述自己为高铁事业做出的贡献,以求“将功折罪”。

  联想到近年来一个又一个贪官在法庭上、在囚室中表现出来的“痛心疾首”的忏悔,不难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老套路,即“忏悔”是假,开脱罪责是真;“痛心疾首”是虚,求得宽大处理才是实。正是因为这些忏悔从形式到内容都大同小异,导致公众产生了“审丑疲劳”。而作为办案人员,应当秉承理性态度,始终坚持用法治思维来对待这些忏悔,严格根据犯罪事实本身定罪量刑,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连忏悔书都要抄袭别人的‘作品’,可见其平时的官僚表现到了何种程度”

  记者:除了套路化、模式化以外,一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书甚至涉嫌抄袭,从中反映出哪些问题?

  学者徐苏林:涉嫌抄袭的忏悔书反映出这样一个社会现象:“贪官都是相似的”。许多贪官的腐败行为的确具有共性。尽管身居不同的职位,分管不同的领域,贪污受贿的手法程度不同,包养情妇的数量不同,但纵观众多贪官的劣迹,还是具有不少共同点。比如放松思想的改造和法律政策的学习导致官员道德示范,个人权力欲望膨胀和政府干预市场导致寻租活动的高涨,现行官员任用制度的缺陷和各级监督的乏力导致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等,用这些共同的套路去分析每个贪官的个案,基本都能找到影子。

  因此,当贪官们回想自己的犯罪轨迹,忏悔自己的犯罪原因时,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甚至使用一些相同相近的字眼,表达出相同的情感,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涉嫌抄袭的忏悔书折射出这些官员受形式主义的影响之深。连忏悔书都要抄袭借鉴别人的“作品”,大讲官话、套话,可见其平时的“官僚”表现到了何种程度。现在一些官员工作作风浮夸,不论大会小会都有秘书代笔,自己只管照本宣科,时间长了,形式成为定式,根本不会自己思考,不会自己讲话。这种习惯到了法庭上也一时改不了,没有了秘书代笔,只好进行“抄袭”,没有了真情实感,只有大话空话假话。

  第三,涉嫌抄袭的忏悔书说明贪官缺乏诚心,根本没有忏悔。某些官员因为腐败受到法律惩罚时的心态,往往不是悔恨、自责,而是抱怨为什么别人没有被查处,而自己如此倒霉;不是感觉对不起党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而是为自己想后路,如何能够减轻罪责,自我保全。有了这种心态的影响,贪官的忏悔完全是一种作秀,成为其自我选鞋子我标榜的工具和谋求减轻惩罚的“救命稻草”。

  “公众喜爱‘斤斤计较’的特性是对付官员小腐败的最好武器”

  记者:前不久,江苏省纪委将季建业的悔过书作为典型教材,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专题学习。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开设《来自心灵深处的忏悔》栏目,而《检察日报》从2002年起,就在“廉政周刊”开设“忏悔录”专栏。既然不少落马官员的忏悔真假难辨,我们有为何常常要学习和剖析?

  学者徐苏林:剖析落马官员忏悔录,价值之一在于启迪同侪,教育来者,警策所有为官者当廉洁从政。成克杰逢年过节“从最初在家收些烟酒,发展到带着小孙子走遍广西全境向各级官员索要压岁红包”;胡长清逢年过节“从最初躲在宾馆里偷偷吃喝嫖赌,到后来堕落为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胡办事”。这些都不难看出贪官落马的轨迹。在年关到来之际,每一位手里有职有权的干部,都应吸取教训,提高警惕,防微杜渐,过好“廉关”。

  价值之二在于帮助我们反思各项防范贪腐的法律、政策、制度、机制和具体措施到底有哪些不完善之处。例如,一些地方至今仍然没有重视和启用的全方位、严密的事先防范机制。

  有的贪官一开始千推万辞地不受贿,有的贪官内心里盼望在自己滑向深渊的过程中,会有人来拉拉他,有的贪官则是在看了有人在贪腐以后,才放心大胆地“随缘”的。。。。。。可见,不论这些贪官本质怎样,如果组织监督足够到位,一些关节点上有谁能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甚至打一闷棍,或者让环境焕然一新,也许他们就不至于上刑场、下大牢。

  除了组织监督,还应从制度上赋予普通公众以全方位监督官员行为的权力。公众喜爱“斤斤计较”的特性是对付官员小腐败的最好武器,有助于防止官员在贪腐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现在高档饭店门前很少再能看到公车,就是因为公车车牌很容易被路人拍下传到网上进行曝光,这种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众监督力量不可小觑。

  “对于国土、金融等重灾区出现的‘前腐后继’现象,更要反思背后的制度漏洞”

  记者:能否结合具体案例,谈谈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新常态下,我们应当如何科学解读,理性看待落马官员忏悔录?

  学者徐苏林:十八大以来,大量高官相继落马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反腐是要“动真格”,这对于做好党员干部的预防教育,强化法治精神来说是良好的契机。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看热闹,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究竟载在了哪里?为什么没有能避免?是主观上原因,还是客观体制、机制、土壤等给了其机会?对于我们完善惩防体系,防范更多的官员落马有哪些启示?尤其是对于国土、金融、能源等“重灾区”出现的“前腐后继”现象,更要反思背后的制度漏洞。

  以刘志军案为例,我们除了看到他在悔过书中对自己“放松了学习,放松了警惕”的剖析以外,还应看到整个铁路系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铁路部门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中,垄断而封闭,拥有自成体系的司法系统,甚至带有一定的军事化色彩。大到高铁战略的制定,小到具体高铁项目的规划、招标、施工、验收、总体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更严重的是,凭借垄断,铁路部门过去几年因发展高铁而掌控了巨额的资金和资源,而这些资金和资源实际上被掌控在少数几个人手中,酿成了重大的腐败案件。另外,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审批制度之下,如何监管审批者所拥有的权力,并确保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最大平衡,也是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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